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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义市

                      2020-01-02 19:34

                        上述例证证明了我们经常通过削减自由而促进我们的效用这一非直觉性观点。事实上,这是契约法的基础。当A要求B为他建房并允诺向B付款时,A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非恶化,因为如果A不能作出付款的保证,他就可能不得不预付全额价款,或将相当于房屋价值的财产交存于保证人,或也许最终得不到房屋。“道德约因”例证真正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法律不简单地提供一种格式以作出有约束力而不需要约因的允诺或对不需要约因的情况进行特别分类。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有用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并没有出现却令人迷惑不解。约因要求可能会起到的经济作用是:1.通过要求原告提供充分的能证明某人允诺给他某物的证据,它能减少假冒契约诉讼的数量。原告必然表明曾有一些类似的情况,这是较难捏造的。这一证据作用对我们这样的口头契约(在电话时代,这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传真时代的到来,这也许不必要了。)实施制度而言是很重要的。

                        允许买方在俄克拉荷马提出起诉将使卖方承受附加成本,他不仅要承担旅费,而且在一个不太友好的法庭审理这一案件会给他增加败诉的风险。如果买方必须在纽约提出起诉,那么他就会承担相同的成本增量。一种用以决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对争讼有管辖权的法院中何者为实际审判地的方法就是,仅仅对成本进行比较,从而要求将案件诉诸能使诉讼双方当事人总成本最小化的那一州的法院。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作forum nonconveniens,即由不便于审理的法院受理)的问题是原告可能会取得极大的起诉州选择权——因为他知道哪一个州的法院才能真正地使联合成本最小化。法院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就是要求原告所选择的州至少要给被告带来一些益处,这样才能使他在他认为不太理想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这种辩护是一种相应的补偿)不至于过度叫屈。在我们所假设的例证中,被告在俄克拉荷马确有一些机构和财产,这就满足了以上条件。但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情况:一位纽约的汽车经销商向一位纽约人出售了一辆汽车,而这位纽约买主宣称由于汽车的瑕疵而在去往俄克拉荷马的途中受伤。这位买主可以在俄克拉荷马对经销商提出起诉吗?这显然是不可以的。理由之一是,经销商可以得益于俄克拉荷马有道路这一事实,正如纽约的电话公司可以得益于俄克拉荷马有电话这一事实一样,这种收益是极其微不足道的。25.6流域间的水资源转让由于水在许多州是一种盈余商品(surplus commodity),而在另一些州却是一种亏空商品(deficit commodity),所以将盈余地区的水向亏空地区转让可能极有希望提高水资源的总价值。长距离的水资源调转需要很高的成本;但区域间水资源转让的主要障碍还是在于源自联邦体制结构的法律和制度因素。

                        当和需求有关的固定成本很大时,这一条件就产生了。如果能把这些成本分布到市场的全部产品上,那么供应这些产量的单一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可能要比同样有效率的两个企业低,因为每一企业都将承受相同的固定成本,但两个企业生产同量产品时就只能将各自的固定成本分别加于一半产品之上。即使(像图12.1所示那样)边际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增加,这还是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生产某些服务的固定成本为10美元,而边际成本如表12.1所示(图12.1就是从中得出的)增长。如果市场的产量是6或更少些,那么一个企业就比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更能以较低的总成本供给这些产品(例如,当产量是6时,如果只有一个企业生产,那么其总成本为31美元;如果有两个企业生产,每一企业生产3个单位,那么其总成本就将是32美元)。在此,效率要求只有一个企业在这一市场提供产品,除非需求是7或更多的单位。自然垄断的一个可能合理的例证是当地电力供应;由于长距离的输电成本而使市场范围受到限制,因为其固定成本(发电设施、城市电网等)是很高的。但如果一个市场小得几乎能使任何企业都因一些固定成本而拥有自然垄断权——例如一个小村庄中的杂货店——那么,只要产量很低,它们就可能控制它。表 12.1产量固定成本总成本(固定和可变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总成本

                        1.第一项是所支付的价格和所需求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即需求规律(the Law of Demand)。如果每磅牛肉价格上涨10美分而其他价格不变,那么,消费者在一磅牛肉上的花费相对以前会更多。基于理性和自利的考虑,他会对此作出以下反应,即了解用那些在牛肉是原有价格时他不太喜欢、而在牛肉提价后它们因更为便宜而更有吸引力的物品作为替代品的可能性。许多消费者将继续购买与以往同样多的牛肉,这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即使其他物品的价格相对低些,但仍不是理想的替代品。但有些人将减少他们的牛肉购买量而代之以其他肉类(或其他食品,或索性全部购买其他产品)。结果是,购买者的总需求量会下降,从而导致了生产量的下降。这在图1.1中得到表示。纵轴为价格,横轴为产量。价格从P1上涨到P2,使需求量从q1下降到q2。同样,我们可以设想当供应量从q1下降到q2时,物品价格将从P1上升到P2。你能明白为什么这种因果关系相互影响吗?这一分析假设,在整个体系中唯一发生变化的是相对价格或数量的变化。然而,假如与此同时,价格上升,需求也上升,那么需求量和供应量则可能不降,甚至也有可能上升。(如果不看

                        2.法官有时为了理解一部法律的含义而需要观察一下法律制定后的立法史。这种传统做法充满各种危险。立法机关的权力平衡可能由于成文法的制定而发生变化;法律制定后的立法史可能就是一种消除早期立法者所定交易的努力。3.在有些情况下,法官也偶尔应用包含在一部成文法中的政策来认识另一部成文法的含义,好像前一部成文法是一项司法先例(judicial precedent)。但是,这样做是为了将第一部成文法中确立的协议扩展到其原来意想的领域之外,从而废除第二部成文法中确立的协议。只有在两部成文法都是公共利益法时,将第一部法律用作理解第二部法律的特殊方法才有理由。成文法解释中的经济学的效用并不限于使法官记起提防利益集团。意识到信息是一种需要成本的物品的经济学家也能提醒法官,假设(法官有时这样做)成文法中的每一个词都有传递成文法含义的明显作用是不现实的。由立法者、利益集团和成文法制定过程中其他参加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加重了的信息成本可能会导致疏漏和累赘(经常在同一部成文法中同时出现)。而且,累赘的成文法条款(就像当接触不良时在电话交谈中提高嗓音或为保证收到而重复发出电报一样)通过清除联络渠道的噪音而促进效率:资讯的接受人不太可能在重复发送的情况下对此产生误解。另外,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把握成文法的经济逻辑基础而帮助法官忠实地解释立法目的。这一逻辑正像我们在19.6司法独立与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关系

                        最后,法律的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用以确认法律正确适用所必须的事实存在的机制。如果法律不顾其旨在适用的情况而实施,那么它的威慑作用就会被削弱(到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假设有一针对价格限定者的法律并不设法去确认谁在限定价格;而是随意从1万人中挑选出1人作为价格限定者处罚。显然,这对价格限定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唯一存在于价格固定者和并不固定价格的人之间的差别是前者因固定价格而获得利润;而两者的预期责任却是一样的。 

                        竞争力量有助于使机会成本最大化,以及使价格最低化。(你能明白为何我们所举的农场主-铁路例子是这一一般式的例外吗?)一个高于机会成本的价格会吸引人把资源投入到物品的生产中,而直到产出的增加依需求规律使价格降至成本水平为止。(为什么竞争不会使价格低于机会成本呢?)这一过程见图1.2的描述。在图中D代表对相关物品的需求计划,S代表在不同产量水平上供应的单位产出的机会成本。S的另一表述是产业边际成本曲线。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是由一单位产量的变化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换句话说,它是最后单位产出的成本——每少生产一单位产品能避免的成本。(边际成本将在即使是在长期竞争性均衡中,仍无法保证所有的销售都会发生在价格等于所出售的物品的机会成本时。这一事实隐含在图1.2供给曲线的正斜率中。正在生产的物品成本会随着已生产的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这一事实表明,它的生产需要一些相对需求而言本来就非常稀缺的资源,诸如肥沃或位置好的土地。例如,假设最好的土地生产一蒲式耳谷物只需1美元成本,该成本包括了生产谷物的直接成本(劳动力、肥料等)和士地用作接下来的另一最佳使用的价值。如果在该土地上不生产其他谷物,那么在此土地上生产的谷物的市场价格将是每蒲式耳10美元。 这明显地会激励中产者去扩大生产。但由于优质土地不会增加,所以劣质土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肥料投入以生产同量谷物的土地)也会转入谷物生产,这一重新配置的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价格和机会成本相等为止,如图1.2所示。在这一点上,市场价格将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相等。假设成本为25美元,所有的谷物农场主都以每蒲式耳2.5美元的价格出售,但那些拥有最好土地的人将花费的(社会)机会成本仅为1美元。在图1.2中,产业总收益(即p×q)和生产总机会成本(S以下)之差被称作经济纯利[不要将其与租金收入 (rental)相混 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经济纯利(economic rent)只不过是总收入和总机会成本间的(绝对)差。在图1.2中谁会得到纯利呢?当然是好土地的所有者。生产者间的竞争会消除生产者的任何纯利,而使所有的纯利为形成它们的资源所有者所获取。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或其他人能无成本地增加理想土地的数量,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使产生纯利的稀缺性(scarcity)得以消除,从而也就消除纯利本身。因此,在竞争情况下的纯利只能为这样一类资源的所有者所挣得,这类资源是不能迅速增长的,而且要以低成本满足通常用此资源生产的物品的需求增长。

                        由于司法独立既能使立法机关得益,又会使它承担成本,所以我们预料:特殊利益立法的预期有效时间越短,那么司法的独立性就越弱。这可能是以下情况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将在24.2中探讨):当我们的观察从联邦政府向下转移到州和地方政府一级,我们就发现,法官的任期越短,他们就越依赖于选举而不是依赖于选择法官的方法——任命。一个立法机关的司法辖区越有限或越地方化,那么它制定保护性法律的范围就越小。由于从居民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城市对另一城市的替代比不同的州对另一州的替代更为容易,不同的州对另一州的替代比不同的国家对另一国家的替代更为容易,所以各市镇间对居民的竞争就比各州间激烈,各州间对居民的竞争就比各国间激烈。这就在州和地方一级层次上限制了从一组居民向另一组居民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计划的有效性。所以,如果利益集团不从州和地方立法机关处寻求持久性的契约,那么政治派系就不太会愿意牺牲司法独立了。所有这些好像都忽视了司法独立的实际社会收益(即认为司法独立不是法治的必需因素),其经济收益已在8.4中指出。东欧前共产主义政府的改革者们实际上意识到了司法独立的经济价值。但是这一节的主要观点已表明,司法独立对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和更主要但也更分散的保障法治的目标也有很大的作用。第二层次的观点表明,司法独立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这种程度可能与司法机关因利益集团政治的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有关。19.7法官以什么为最大化目标?我们已在本章的前几节中作出以下假设:(1)如果法官是实体法的制定者,法律规则就会与效率命令相一致;(2)当法官实施成文法时,他将会依照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和立法受益人间的原“交易”条件而这样做。在这一节中,我想勾画出一种努力与这些假设相符合的司法激励理论。经济学家们假设,法官像其他人一样,寻求的是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因素(后者包括闲暇、声望和权力)在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但我们已认识到,司法程序规则的目标就在于防止法官在审理一个特定的案件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取得金钱报酬,并使有政治作用的利益集团对其判决所产生的影响最小化。这些隔离规则(insulating rules)的有效性有时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有时有人认为,拥有土地的法官会偏袒地主,步行上班的法官会偏袒步行者,过去是公司律师的法官会偏袒公司。但是,如果一个特定的判决结果会促进某一团体的利益,而法官又不再属于那一团体(我们前面所述的最后一个例子),那么虽然他以前的经历可能导致他在评价案件是非曲直时会不同于其他与其背景不同的法官,但法官的私利却不会因选择不同的判决结果而受到影响。而且,即使法官仍属于裁决所偏袒的那一人数众多的团体(如步行者、房屋所有人),那么他从该裁决所得到的收益通常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以明显不合理和有偏向的方法对一案件作出判决,法官就会因此而受到专业同行的批评、上级法院对原判决的撤销,甚至会受到处罚。毫不奇怪的是,试图将司法政策和司法判决结果与法官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努力已告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放弃。

                        对一个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卖方而言,只要增加的销售单位对其总收入的增加高于对其总成本的增加,他将会扩大生产。而当增加的销售单位对其总成本的增加高于对其总收入的增加时,他就会停止扩大生产。换言之,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是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时的产量,即图9.2中的q点。在这种生产水平上,总收入等于pq,而总成本(平均成本乘以数量)等于cp。要注意的是,如果产量较小,那么利润也会较少,因为卖方会处在那交叉点的左面,而在那区域,增加的产量对总收入的增加会高于对总成本的增加。而当更大的产量引起的是更少的利润时,卖方就在交叉点的右面了,因为在那区域,每一销售单位带来的总成本增加会高于总收入增加(即在那里,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收入)。图9.2中P的另一个名称是垄断价格(monopoly Price),因为它是一家没有任何竞争和担忧的企业所走的价格。竞争会使价格发生变化。假设,A是开始时某产品(当然是零部件)的唯一卖方,他的成本和需求曲线在图9.1和9.2中得以表明。他制定了价格p并销售q量的产品。而其他人也能以A同样的成本生产和销售产品,其中的B为A的巨额利润(pq—cq)所吸引,从而决定生产这一产品,并也以P价格销售。图9.3表明了这一结果。由于B销售A的四分之一的销量(B的产量q’-q),所以市场上的产品总量(q’)就是原销量的四分之五。对于更大量的产品,消费者不会支付P的价格,而只支付P’的价格。也许A和B现在会减低产量,但C、D、E和其他人正等待进入市场以取得吸引B的那一份利润。在价格由于竞争而降到P”之前,进入市场将不断继续,而P”正好等于生产增量产品的边际成本。在由于用于产品制造的资源能赚取高于其机会成本的利润,从而赚取高于竞争市场所赚利润而没有到达那一点时,进入是永远有吸引力的。但产品的生产量不会超过q”(这与P”有关),因为那时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源所赚取的利润就会低于其机会成本。

                        厌恶风险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赌博恰恰说明了它的反面情况,即偏好风险(risk preference)(你能理解为什么吗?)。经济学家依某些证据(尤其是保险的普及)坚信,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不愿意冒险的,尽管我们将看到,对厌恶风险作回应的一些制度如保险和公司可能会使人们在许多情形下能有效地保持风险中立(risk neutral)。“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两词在用法上的区别在于:(1)预期成本或收益(即货币形式的成本或收益乘以其实际实现的几率);(2)其预期成本或收益对于某一对风险并非持中立态度且对以下两种情况不能作更明确区分的人来说是值得的:(1)是宽泛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它包括一个厌恶风险的人“衡量” 1美元比获取未来10美元的10%更有价值的观念;(2)是出功利主义哲学家所使用的(大致地)含有幸福意义的效用。假设脑垂体下腺液的供应相对于需求非常稀缺,因此它就非常昂贵。一个穷人家庭的小孩如果不输一些这种液体就将成为侏儒,但该家庭却无力支付这笔费用,甚至即使他们将小孩未来长成正常高度的未来收入预借来也无力支付,因为这些扣除消费的净所得现值(present value)要低于脑垂体下腺液的价格。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即便不输这种液也能长到正常身高,但脑垂体下腺液将有助于他长得更高,他的父母因而也决定为他购买这种液体。从本书使用的价值的意义而言,脑垂体下腺液对富人比对穷人更有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由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决定的。但是脑垂体下腺液在穷人家庭要比在富人家庭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正如本例证表明的,当效率一词像本书中那样用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时,它作为社会决策伦理准则是有其局限性的。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用也有很大局限性,这不仅是由于支付意愿作为一种标度很难对之进行衡量而被弃之一边,一个人在快乐方面比另一个人能力更强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将第二人的财富强制转让给第一人的正当理由。其他类似的伦理准则也各有其自己的严重问题。虽然本书不会为将效率作为社会选择的唯一有价值的准则而竭力进行辩解,但本书确实如此假定,而且大部分人也许同意它会是一个重要准则。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感兴趣的许多领域里,如反托拉斯,正如我们要揭示的,它是困扰着公共政策研究人员的主要问题。

                        《法律的经济分析》

                        在图9.6中,这一成本接近于DW(无谓的损失)三角区。设想一下价格逐渐由pc升至Pm;每上升一步,消费者都会倾向于成本更高的替代品,而最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成本很少小于垄断价格的产品。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一概念令人满意地解释了前一章中强调的福利的经济和功利概念间的区别。图9.6中,DW的结论是依金钱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具有同等价值为前提的社会净成本,换言之,估计社会成本时分配要素将被忽视。至于MP,由将价格从竞争水平增至垄断水平所引起的财富自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被看作是一种冲销,消费者的损失等于生产者的收益。如果消费者的1美元损失不能使生产者得到1美元的收益,那么垄断的社会成本就高于DW;如果生产者的收益高于消费者的损失,那么垄断的社会成本就低于DW。由垄断定价引起的财富自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是一种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向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的转变。消费者剩余是需求曲线以下,竞争价格之上的区域,在图9.6中,它是底线为MC=AC这一线的三角区。MP是三角区的生产者转移性剩余部分。DW是损失部分。余下的部分被留作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作为一个集团的消费者依赖于一产品的总价值的尺度,而该产品的价值高于他们支付的价格。当价格上升时,那些不很看重这一产品的消费者就转向其他替代品,而那些执迷于这一产品的消费者就会从其购买行为取得较少的价值,因为他们支付了更高的价格。

                        在应用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时,除了证据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在一个显性市场中,交易双方都对其进入市场得到补偿。如有一方得不到,即使不在严格意义上,交易也不会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当法律制度(援用“公害”的概念)以被告行为价值低于由公害引起的邻近土地的价值下降为由要求终止公害,被告就得不到补偿。法律强制的交易比市场交易促进幸福的可能要小,因为(得不到补偿的)受损者的痛苦可能超过获利者的快乐。并且,如果模仿市场结果的法律努力并没有促进幸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为之辩护呢?简言之,什么是与帕累托优势的功利主义或与偏好有关的伦理基础相对应的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意义上的伦理基础呢?一个答案是,财富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些东西——不仅有奢侈品,还有闲暇、现代药品,甚至包括哲学知识——都是大部分人幸福的组成部分,所以财富最大化是效用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答案将效率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将效率与其他伦理概念联系起来的答案将在卡尔多-希克斯方法或财富最大化方法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虽然这一问题与前面提及的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依赖于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的观点密切相关)产生于这样的情况:交易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的大部分财富。假设我拒绝他人支付10万美元买我的房子,但其后政府将它没收了并且只付给我5万美元,这是它的市场价值。进一步假设政府愿将房子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还给我——这对政府而言是不值那个价的,尽管它的价值超过5万美元——但我既没有也无法筹借10万美元。在我和政府之间,房子在谁的手中更有价值呢?思考这一难题时,我们必须记住,经济学家使用的“财富”一词不是一个会计学概念,它是以人们将什么作为代价(放弃他们拥有的东西以换得需求)来衡量的,而不是人们实际上为之支付了什么。这样,虽然闲暇不能买卖,但它有价值并且是财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闲暇具有隐性或影子价格(implicit or shadow Price)(如何计算?)。甚至显性市场创造的价值高于在其中所销售的物品的价格。让我们回到图1.2看看,注意如果销量较小,价格就会较高,消费者明显地愿意对一些产品支付更多,他们也由此能因以竞争性价格购买它们而得到价值。这种价值也被称作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参见9.3),它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1.3经济学家假设中的现实主义态度一些在此之前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可能会被奠定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那些看来严重不真实的假设所困扰。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似乎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相矛盾,尽管我们只要理解了经济学家使用的理性一词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不那么尖锐,以至于当我们谈及理性的青蛙时就不会是一个谬误了。虽然如此,当将经济理论的假定视为是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时,它们确实是单维的和显得苍白无力的,特别是对非传统经济“行为者”(如法官、诉讼当事人、父母、强奸犯和其他可能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遇到的人)的行为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抽象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而经济学正是在追求科学化。尽管牛顿在自由落体定律中作出的物体是在真空中下落的基本假设是不真实的,但由于它极其准确地预言了真实世界中各种不同物体落体的情况,使之仍不失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同样,法律的经济学理论不可能把握它试图阐明的整个现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混乱性——刑事、司法、婚姻或任何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但是,缺乏真实性决不会使理论无效,它是理论的必要前提条件。一种只想忠实地在其假设中复制经验世界真实性的理论决不是真正的理论,这不是解释,而只是一种描述。

                        先例资本品是律师和法官分别参与案件(主要是上诉案件)辩论和判决的联合产物。这一生产过程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先例的生产者得不到报偿。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案中的律师和法官都并没有因为这一先例曾指导过数千件诉讼案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众多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商业关系——而取得任何版税或其他报酬。但在得出先例生产是一种次佳生产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先例的以下特征:它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虽然市场并不需要烟尘,但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却排放了大量的烟尘,这是因为在生产市场所需物品的过程中,烟尘是作为一种副产品而产生的。先例和诉讼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责编:张科廷